咸宁五年（279年）冬，襄阳城笼罩在薄雾中。羊祜的病榻前，司马炎紧紧握着老臣的手，看着他日渐消瘦的面容，心中悲戚。羊祜勉强起身，指着墙上的地图：“陛下，吴主孙皓暴虐，吴人离心。今若水陆并进，王浚楼船出巴蜀，杜预南下江陵，王浑东取建业，必能一战定江南。”
司马炎点头：“羊公放心，朕已命王浚在蜀地造舟舰，大船连舫，方百二十步，可载二千余人。”他想起羊祜在荆州屯田十年，积蓄军粮足以支撑十年战事，又派间谍入吴，离间孙皓与大臣，此刻只等一声令下。
却不想，朝堂上争议再起。贾充、荀勖等老臣反对：“吴有长江之险，难卒飞渡，且北方鲜卑未平，不宜两线作战。”司马炎拍案而起：“昔羊公在时，屡言‘平吴乃混一之机’，今羊公已逝，朕岂敢负其遗志？”
咸宁六年（280年）正月，二十万大军分六路南下的诏令传到各地，司马炎在诏书中写下：“孙皓肆逆，残害生灵，朕今吊民伐罪，诸军所过，不得掳掠百姓，违令者斩！”王浚的楼船从巴蜀出发，船首雕刻的龙头在阳光下栩栩如生，顺流而下时，“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门”，吴人望之胆寒。
杜预在江陵前线，巧用“借刀杀人”之计：他让人在吴境广撒传单，称“得孙皓首级者，封万户侯”，又趁夜点燃烽火，吓得吴军夜夜自惊。当他兵临城下，守将竟开城投降，称“久闻晋军仁义，不愿为暴君死”。
太康元年（280年）三月，建业石头城。孙皓穿着素服，反绑双手，拉着棺木，跪在王浚军前。王浚亲手解开绳索，焚烧棺木，笑道：“归命侯可随我入朝，陛下必不相负。”孙皓叩头谢恩，眼中闪过一丝不甘——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以为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，在晋军的楼船面前竟如纸糊一般。
捷报传到洛阳，司马炎大喜过望，在太极殿大宴群臣。当献上的吴地户籍摆在案头，他看着“户五十二万三千，口二百三十万”，终于露出了笑容。他大赦天下，下诏“吴地百姓免十年赋税，百工免二十年”，又将孙皓的五千妓妾纳入后宫——这一举动，看似荒唐，却藏着深意：他要让天下人知道，东吴的繁华已尽数归入晋朝。
太康年间的洛阳，商铺林立，“牛马车舆，填塞道路”；巴蜀的蜀锦、江南的青瓷，源源不断运往中原。史书称“天下无穷人，米贱如泥土”，史称“太康之治”。但在这繁华背后，司马炎没注意到，门阀世族的庄园里，奴婢成群，“耕牛千头，田连阡陌”；更没料到，他在诏书中写下的“诸王公可置军”，正让地方兵权脱离中央掌控。
最危险的信号来自后宫。自从纳了孙皓的妓妾，司马炎的后宫“殆将万人”，他发明“羊车望幸”，坐着羊车在后宫游荡，羊停在哪里便宠幸谁。大臣刘毅冒死进谏：“陛下可方汉灵帝？”他却笑道：“朕何如桓、灵？”刘毅直言：“桓、灵卖官，钱入官库；陛下卖官，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司马炎虽不怪罪，却依旧我行我素。
太康三年（282年）冬，含章殿内暖意融融。太医令程据献上一件雉头裘，裘衣用百只野鸡头顶之羽织成，光彩夺目。司马炎盯着裘衣，忽然想起泰始年间焚烧珠玉的场景，那时的自己，何等意气风发？
“奇技淫巧，典章所禁。”他冷冷道，“昔朕焚御府珠玉，今岂可独留此裘？”当众焚烧裘衣，火星溅在他的龙袍上，他却毫无所觉。但转身走进后宫，面对上万佳丽，他终究没能守住初心。他开始大兴土木，修建昭阳殿、含章殿，“土木之功，穷极壮丽”；又频繁设宴，与贵戚们斗富，石崇与王恺的珊瑚之争，便是此时上演。
他不再关心朝政，将大事交给外戚杨骏、老臣贾充处理。杨骏趁机安插亲信，贾充则结党营私，以至于“政出多门，纲纪紊乱”。尚书左仆射王浑劝谏：“陛下少康禹迹，平吴之后，更应励精图治，何以耽于宴乐？”他却笑道：“天下已定，朕当与民同乐。”
最可怕的是选官制度。曹魏的“九品中正制”在他手中彻底固化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，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。他不知道，当权力被门阀世族垄断，司马家的江山，早已埋下了崩塌的种子。
太熙元年（290年）春，司马炎躺在含章殿的龙榻上，望着帐顶的蟠龙图案，心中满是悔恨。太子司马衷的痴傻，贾南风的悍妒，早已成为朝堂上下的笑柄。他想起五年前，卫瓘在陵云台宴饮，突然假装醉酒，摸着御座说：“此座可惜！”当时自己装傻充愣，如今想来，卫瓘是在暗示太子不堪大任。
更让他不安的是齐王司马攸的声望。司马攸在齐国推行“均田制”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臣们纷纷上表“请留齐王辅政”。他害怕了，害怕司马攸威胁太子的地位，竟下诏“齐王归藩”，逼得司马攸愤懑成疾，呕血而死。临终前，司马攸握着他的手：“皇兄，你终是信不过我。”
现在，他自己也病入膏肓。看着床边杨骏、贾充等大臣的身影，他知道，这些人各怀鬼胎。杨皇后趁机篡改遗诏，将“汝南王亮与杨骏共辅政”改为“杨骏独辅政”，他却无力阻止。当他勉强开口问“汝南王来未”，左右答“未至”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一手打造的太康盛世，就像那艘华丽的楼船，看似坚固，却在继承人的漩涡中开始漏水。
“陛下，太子妃贾氏凶妒，恐为后患。”临终前，中书监荀勖冒死进言。他叹了口气，想起贾南风的种种恶行：曾亲手杀孕妇，曾当庭杖毙宫女。但他终究没勇气废黜贾后——太子司马衷离不开这个悍妇，而他，也害怕得罪贾充家族。
太熙元年四月辛丑，司马炎在含章殿驾崩，时年五十五岁。临终前，他望着殿外的阳光，仿佛又回到了泰始元年的南郊，那个意气风发、立志开创太平盛世的自己。他不知道，自己死后仅仅十年，“八王之乱”爆发，中原大地陷入长达十六年的战乱，而他梦想中的“千年永治”，终究成了一场泡影。
司马炎的前半生，堪称完美的开国帝王。他受禅代魏，却能善待曹魏皇室，赢得天下归心；他颁布《泰始律》，宽刑简政，开创“太康之治”，让历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；他平吴统一天下，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，功绩堪比汉光武帝。
他的治国策略，既有对曹魏苛政的拨乱反正，又有对汉初休养生息的效仿。废除屯田制、赦免逋债、开放言路，每一项政策都直指民生痛点。甚至在法律上，首创“准五服以制罪”，将儒家伦理融入法律，影响后世千年。
然而，他的后半生却亲手埋下了灭亡的种子。平吴之后，他误以为“天下已定”，沉迷享乐，导致外戚专权、门阀坐大。他坚持立痴傻的司马衷为太子，无视贾后的威胁，打破了权力制衡的平衡；大封宗室诸王，赋予兵权，却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，最终引发八王之乱。
更根本的是，他未能解决汉末以来的土地兼并和门阀问题。“九品中正制”的固化，让寒门再无上升通道，门阀世族垄断官场，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。当他在太康年间醉心于羊车游幸时，底层百姓早已对司马家的统治失去信心。
司马炎的悲剧，在于过早地陷入了“胜利陷阱”。他的祖父司马懿、父亲司马昭，都是在危机中摸爬滚打，深知权力的脆弱；而他，承三代余荫，顺风顺水地统一天下，缺乏对隐患的警惕。他以为，靠分封宗室、广施仁政就能永保太平，却忘了，治国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他的一生，就像那艘顺流而下的楼船，前期有羊祜、王浚等能臣为桨，乘风破浪；后期却丢掉了船桨，沉迷于船上的繁华，最终迷失航向。当八王之乱的风暴袭来，曾经的太康盛世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，转瞬即逝。
站在峻阳陵前，看着司马炎的陵墓，后人常叹：“武帝有开国之才，而无守成之德。”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帝王的懈怠，足以让三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；而任何时代，居安思危，永远是治国的第一要义。太康盛世的迷梦，终究醒在了历史的残酷现实中，只留下一声长叹，回荡在晋朝的兴衰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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