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敦一直想废了他，有次大会百官，突然厉声问温峤：“太子有什么德行？”温峤心里一惊，却面不改色：“太子才识深远，以礼待人，可谓大孝。”王敦不甘心，又问其他人，大家都附和温峤，他这才作罢。事后温峤擦着冷汗想：“要是答错一句，太子就完了。”
永昌元年（322年），元帝驾崩，司马绍即位，改元太宁。此时的东晋，内有王敦专权，外有石勒虎视，简直是个烫手山芋。但这位年轻皇帝一上来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——微服探查王敦军营。
他换上士兵的衣服，骑上巴滇骏马，孤身一人潜入湖县王敦大营。营地里灯火通明，他装作巡夜的，挨个帐篷查看布防，甚至听见王敦和亲信商量：“那黄须儿（司马绍母族为鲜卑，生有黄须）不好对付，得找机会废了他。”离开时，追兵发现不对劲，他故意把七宝鞭扔给路边卖饭的老妇人：“后面有人追我，把这个给他们看。”追兵拿到鞭子，爱不释手，耽误了时间，再看马粪都冷了，以为他早跑远了——殊不知，他早用冷水泼过马粪，来了招“时间差”。
太宁二年（324年），王敦病重，命兄长王含带五万大军进犯建康。司马绍亲自坐镇中堂，派温峤烧了朱雀桥，挫了敌军锋芒。又招募死士，派段秀夜袭敌营。决战当天，他登上城楼，看见刘遐、苏峻的援军抵达，竟不顾大臣阻拦，连夜接见，亲手给将士们分发赏赐：“各位辛苦了，等打退叛军，朕亲自给你们庆功！”士兵们深受感动，在越城之战中以一当十，斩了王含的前锋将何康。
平定王敦后，司马绍没搞大规模清算，反而下诏：“王敦的亲戚随从，一概不追究。”有人觉得太宽纵，他却说：“杀太多人，人心就散了。”但在治国上，他却雷厉风行：恢复三族刑，但只针对谋反大罪；把荆州、湘州分成四个州，削弱上游兵权；设立周易、仪礼、公羊博士，在战火中复兴儒学。
他深知百姓疾苦，太宁三年（325年）江南大旱，他亲自到祭坛祈雨，下令：“除了军事需要，所有开支减半。官员们别想着穿新衣服，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呢！”对待北方胡寇，他重用陶侃、祖约，虽然没能收复失地，却让石勒不敢轻易南下。
最绝的是他的识人之明。郗鉴有谋略，让他镇守广陵；卞壸刚正不阿，提拔为尚书令；温峤机灵，留在身边做顾问。临终前托孤，他故意把庾亮、王导等不同派系的大臣凑在一起：“你们互相盯着点，别让权力集中在一人手里。”
太宁三年（325年），司马绍突然病倒，才二十七岁。临终前，他看着窗外的梧桐，想起父亲元帝南渡时的艰辛，想起王敦之乱的血雨腥风，想起祖逖北伐时的壮志未酬，不禁唏嘘。他拉着庾亮的手说：“爱卿，朕走之后，幼主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别太刚硬，也别太软，学朕爹的隐忍，也学朕的果决。”
他留下遗诏，要求丧事从简：“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朕穿平时的衣服下葬就行。”但他不知道，自己的陵寝武平陵，后来成了盗墓贼的目标，连随葬的玉佩都没留下。史臣赞他“聪明有机断，尤精物理”，确实，他像一道闪电，划破东晋初年的阴霾，却又转瞬即逝。他死后，庾亮专权引发苏峻之乱，好不容易稳定的政局再次动荡。
但人们不会忘记，那个黄须少年单骑闯敌营的孤胆，那个在朝堂上力排众议的果决，那个让不可一世的王敦集团灰飞烟灭的雷霆手段。他是东晋最有希望中兴的皇帝，却被天命所限，只留下“规模弘远”的遗憾。或许，历史就是这样，总在关键时刻亮起一盏灯，却又很快熄灭，让后人在遗憾中不断追寻。
司马睿和司马绍，一对父子，两种风格，却共同撑起了东晋的半边天。前者做的是“加法”：加士族、加流民、加制度，在废墟上搭起朝廷；后者做的是“减法”：减权臣、减隐患、减弊端，在动荡中稳住大局。
司马睿的成功，在于懂得“示弱”。他知道自己没兵权、没威望，就靠礼贤下士拉拢士族，靠谦卑隐忍稳住王氏，靠“晋室正统”的旗号凝聚人心。但示弱过了头，就成了妥协，最终被王敦逼到墙角，留下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无奈。
司马绍的厉害，在于懂得“示强”。他用智慧化解王敦的废立阴谋，用果敢平定叛乱，用铁腕整顿吏治。如果给他更多时间，或许能真正实现“中兴”，但天命不假，短短三年，他已经做到了极致。
他们的故事，是乱世中的生存教科书：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智慧和权谋缺一不可；在门阀政治的夹缝中，隐忍与果决必须并存。当五胡乱华的烽火烧了十六年，当中原大地沦为胡骑牧场，这对父子在江东的努力，就像在黑暗中点燃的两盏灯，虽然微弱，却让华夏文明看到了延续的希望。
历史不会忘记，在长江之畔，曾有过这样两代帝王：一个用柔，在钢丝上走出一条生路；一个用刚，在乱局中劈开一道天光。他们或许不是完美的皇帝，却是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守护者——在风雨飘摇中，为晋室保住了最后一块遮风挡雨的屋檐，为中华文明留住了一脉相承的火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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