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他的灵柩送出建康城，桓温的军队正在江北集结，准备新的北伐。送葬队伍里，有个老臣偷偷说：“陛下其实不傻，他只是知道，在桓温的阴影下，清醒才是最大的痛苦。”这话传到司马丕耳中，他在棺材里苦笑——原来，最荒唐的不是嗑药，而是生在帝王家，连选择清醒的权力都没有。
兴宁三年（365年）二月，司马奕正在琅琊王府逗鹦鹉，突然接到太后诏书：“哀帝崩，无嗣，琅邪王奕，属当储嗣，宜奉祖宗。”鹦鹉学舌般重复“皇帝”二字，他却想起十年前，桓温伐蜀归来，曾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小儿若生在寻常家，必是个聪慧郎。”如今，这聪慧成了催命符，因为他清楚，自己不过是桓温眼中的“过渡木偶”，随时可以被丢弃。
太和元年（366年），司马奕看着桓温的北伐奏报，想起去年慕容恪陷洛阳，守将沈劲战死前的血书：“臣力竭，陛下珍重。”他想下诏褒奖，却被桓温的亲信拦住：“太尉说，此刻嘉奖，恐长敌人士气。”他突然明白，在桓温眼里，将士的血，不过是染红他帅旗的颜料，而他的眼泪，连御案上的竹简都浸透不了。
太和六年（371年），桓温在枋头惨败，声望大跌。司马奕知道，暴风雨要来了。十一月的某天，桓温带兵入京，在朝堂上展开一幅画卷：“陛下在籓时，便有痿疾，嬖人相龙、计好等参侍内寝，二美人生三男，实非帝子。”他望着朝堂上义愤填膺的群臣，突然笑了——这罪名如此荒唐，却无人敢反驳，因为桓温的刀就悬在众人脖子上。
被废那天，他穿着白帢单衣，步行出神兽门。侍御史带着百人卫队“护送”，其实是监视。路过御花园，他看见当年亲手种的梅花，突然想起母亲曾说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可他这枝梅花，还没绽放，就被风雪折断了。走到宫门口，桓温的部将递来一杯酒：“海西县公，请。”他知道这是试探，仰头饮下，酒液顺着下巴滴落，在白衣上开出红色的花。
被贬到吴县后，司马奕成了“阳痿皇帝”的代名词。他知道桓温怕他复辟，所以每天酗酒纵乐，故意让宠妾当众哺乳，坐实“生子非己”的谣言。有次宴客，他指着宠妾的肚子说：“此儿像龙，必是相龙种。”宾客们低头偷笑，他却在心里滴血——这不是荒唐，是保命的无奈。
咸安二年（372年），妖贼卢悚派人假传太后诏命，要迎他复位。许龙拿着“诏书”跪在门口，他看着那皱巴巴的黄绢，突然想起当年桓温伪造的“太后令”。“太后若真有诏，怎会派你一个小卒？”他摆摆手，让侍卫捆了许龙，转身对宠妾说：“去，把朕的酒壶拿来。”从此，他更沉溺酒色——他知道，只有让桓温觉得他彻底废了，才能保住性命。
太元十一年（386年），司马奕在吴县病逝，时年四十五。临终前，他对着铜镜整理衣冠，看着鬓角的白发，轻声说：“这辈子，最对不起的，是这身龙袍。它跟着朕，受了太多屈辱。”他不知道，历史会如何记载他，只希望那荒唐的罪名，能随着他的死亡，永远埋在吴县的泥土里。后来有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一首诗：“龙椅虽贵不如闲，醉里乾坤胜紫寰。休笑阳痿非我罪，权臣手里做傀儡。”
从司马聃到司马奕，东晋的这三位皇帝，成了桓温权力崛起的背景板。他们的悲剧，不是个人能力问题，而是皇权在门阀与权臣夹缝中的必然宿命。
穆帝司马聃，生而逢时，却逢权臣崛起。两岁登基，十九年傀儡，连亲政都是假象。他的一生，是皇权彻底沦为玩偶的缩影——御案上的朱笔，不过是权臣的提线；朝堂上的诏书，全是别人的剧本。他的存在，证明了在门阀政治下，皇帝的年龄、智识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否做个安分的木偶。
哀帝司马丕，用荒诞对抗现实。他不是真的想成仙，只是看透了权力的本质——既然无法掌权，不如醉心修仙，求个精神解脱。他的五石散，是逃避的麻醉剂，也是对现实的无声抗议。可惜，在桓温的绝对权力面前，这种抗议显得如此苍白，最终只能成为史书上的一则荒唐轶事。
废帝司马奕，是清醒的痛苦。他明知被诬，却只能自污求生，这份隐忍，比死亡更需要勇气。他的“阳痿生子”谣言，是桓温最狠的刀——不仅废其位，更毁其名。但他用自毁的方式，保住了性命，也让桓温的篡位图谋暂时搁置，这份无奈的智慧，令人心酸。
三帝的故事，是东晋皇权坠落的三部曲。当桓温说出“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”时，就注定了这三位皇帝的悲剧。他们的皇冠，是权臣手中的玩具；他们的人生，是权力游戏的牺牲品。在门阀与权臣的双重压迫下，东晋的皇权早已名存实亡，而这三位皇帝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，被巨浪拍碎的几片浮萍，虽曾短暂浮于水面，终究逃不过沉没的命运。
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们：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皇帝的身份有时不是荣耀，而是枷锁。当权臣崛起，门阀林立，哪怕是天纵奇才，也难挽皇权于既倒。而这三位皇帝的“无能”与“荒唐”，不过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标签，在这些标签背后，是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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